数字化时代金融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与影响

1. 数字时代的“新金融基础设施”

事实上，数字化的影响已从经济社会领域不断延伸至金融领域。数字化趋势改变了经济组织模式、社会分工结构、产业组织边界，进而从需求侧影响金融服务模式，也带来了金融产业链、金融组织边界重构的可能性，从而催生出大量新兴金融主体和金融服务分工模式。与之相对应，作为金融体系“路桥空港”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必然会受到深刻影响，而货币与支付则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

从纯理论角度看，新货币经济学指出了货币消失的可能性，即法定货币不再是唯一的交换媒介，最终将被产生货币收益、由私营部门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取代。当然，这种情景更多的存在于极端的理论假设中。从现实角度看，尽管法定货币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但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各种局部场景的私有货币，如20世纪20年代货币失控时期德国的“瓦拉”制度，各国也曾出现过各种与老人互助有关的“时间货币”。但由于其影响有限，历史上的私有货币从未受到监管部门和学术界的太多关注。然而，当现代密码学的发展伴随着对匿名数字支付方式的探索时，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加密数字货币使得新型私有货币的挑战日益凸显。 同样，本世纪初被广泛研究的货币电子化、数字化问题，也一下子被拉进了加密数字货币的热潮中。

事实上，货币到底是什么，一直是货币经济学研究的难题，也是很多前沿分析希望解释的理论短板。在数字时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数字化背景下的货币体系建设成为“新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理清了相关思路，真正打造出安全可控、高效的“新金融基础设施”，才能说是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压舱石”、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提升金融服务品质的“助推器”、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长城”。

2. 数字货币的四大类型

鉴于此，基于研究视角，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关注的各类数字货币类别以及我国在全球的地位，可以从以下类型进行定义。

第一，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特别是我国正在发展的DCEP，明显是数字化加上狭义的法定货币范畴，也就是央行直接发行替代部分M0的“数字债务”。正如英国央行在研究中所说，其正在探索的CBDC（央行数字货币）不排除对M1的冲击，也就是数字化对广义法定货币的冲击。“数字化”二字背后的技术，可能是分布式账本技术，也可能与之完全无关，甚至可能不是去中心化技术。在这方面，由于央行和各方的重视，我国的研究进展走在了世界前列。

第二是超主权数字货币，通常是跨央行的，相关研究探索由IMF等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推动。国内学术界也做了一些相关研究，比如利用分布式技术改造SDR。现有的研究探索更多是由国际组织推动，但由于美国等国家积极性有限，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

第三类是私人稳定币。顾名思义，它们的价格相对稳定，试图为混乱的数字货币体系打造一个“中间锚”。它们通常基于法币、加密货币或无抵押的稳定币。虽然属于私人数字货币范畴，但具有一定的“准公共性”。由于法律限制，这一领域在国内发展不大。

第四，一般加密数字货币自比特币以来已经逐渐市场化，政府只关心投资者保护、交易合规、反洗钱等。近年来，我国在该领域表现出“准地下经济”模式，但中国人及其资本在全球数字货币算力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地位。

3. 数字货币发展面临的争议

那么，数字货币领域需要解决哪些争议或焦点问题呢？第一，共识。如果不能辨别和明确理论、政策和实践基础，形成理念和路径的共识，那么区块链时代所谓的“共识机制”就将成为海市蜃楼。比如，我们讲数字货币，货币-账户（或代币替代品）-支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经常混杂在一起。第二，信用。不管什么样的“货币”，背后都有一定的信用支撑，代表着一定的合约，如果结算最终性和信用安全性解决不了，货币的功能就无从谈起。第三，功能。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价值储存等，数字货币的发展最终需要完整的功能架构，如果很多加密数字货币难以用于交易和支付，其货币属性就会被弱化，本质更像加密数字资产。第四，技术。 无论是法定货币还是私人货币，数字技术都还有许多不成熟的环节，需要满足效率和安全的双重要求，推动标准化。

数字货币对世界金融格局到底有何影响?我们可以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两个角度来看待。

首先，数字货币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影响显然依然有限。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就已暴露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国际货币供给机制的不足。尽管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区域金融一体化探索也层出不穷，但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甚至愈发严重。事实上，无论是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还是其他民间加密数字货币，在规模、结构、功能、应用等方面，都无助于在可预见的将来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些“短板”。

第二，数字货币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知道，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包括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定价等。各类数字货币，特别是资产属性更强的加密数字货币，对金融市场的资产配置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给各项功能带来冲击和影响。

综上所述，虽然货币经济学在数字货币演进过程中，也探讨过电子货币和法定货币替代在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假设，现实中我们也不能任意扩大数字货币的影响，我们需要客观地认识它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

四、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的未来路径

最后，如何理解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的未来路径？目前来看，未来可能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更多的是通过部分M0替代为我国零售支付体系提供冗余，并通过弱化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信息集中度，强化央行对交易信息的掌控和反洗钱能力。考虑到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是大规模跨境支付、金融市场交易和外汇储备，显然DCEP与人民币国际化关系不大，要减少这方面的“幻想”。同时，所谓探索去中心化、存款货币影响型、公私合作创新型的CBDC，短期内显然不太现实。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化、央行间“数字货币替代品”的建设，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超国家数字货币奠定初步基础。比如，延续前期的研究线索，真正在现有IMF SDR的基础上，构建有新技术支撑、更多参与的ESDR或DSDR，进一步缓解货币互换和储备压力。在这方面，可以尽量在美元不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协调国际组织与其他央行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引入美元，共同面对全球央行与私营部门（算法）在货币发行权上的矛盾与冲突。当然，这种积极参与，意味着我国更多的是责任与奉献，而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先下手为强”。

第三，适当支持民间参与国际民间稳定币的探索。虽然全球稳定币市场也“鱼龙混杂”，不少稳定币的承诺，包括其充足的储备也被证明是“海市蜃楼”，但新推出的虚拟加密货币Libra的出现，即便可能失败，至少表明民间数字货币契约已经从“天方夜谭”走向了准公开的尝试。在合规、合理的前提下，或许也应该允许符合条件的国内机构参与到这一民间探索中来。

第四，对于很多加密数字货币来说，其本质越来越像具体的加密数字资产，相关政策的重点是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抓手，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特别是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第五，抛开零售支付领域，无论是考虑大额支付清算、证券清算结算等领域的问题，还是关注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似乎还可以回到货币电子化、数字化原来的研究轨迹上，与新型数字货币的关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总之，数字化时代必然带来数字金融模式的变革，而数字金融模式的变革又需要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转型。货币自然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要素之一。数字货币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目前我们不应该过于“热情”，尤其不能为了发展而热情高涨。其实，一国货币无论是否数字化，其内在价值都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货币职能，稳定价格信号，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而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而是取决于其背后的国家信用、市场认可和安全预期、国际政治规则以及一国对外国法律的约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