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文化金融服务双区建设高峰论坛：数字货币与数据要素市场探讨

2020年12月18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举办2020文化金融服务“双区”建设（深圳）高峰论坛暨2020深圳文化金融成果发布会，在高峰论坛上，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以“数字货币、数据要素市场与深圳‘双区’建设”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深圳市文化交流中心整理了杨涛先生演讲内容，分享给读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利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杨涛

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分享我的一些研究和思考。

今天的分享更多的是站在金融的角度，从金融的角度来谈一下我们目前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货币和数据，它们对金融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从而间接的对我们的文化产业有什么影响？

我的题目叫《‘双区’背景下的新金融基础设施》，主要讲一下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数字货币和数据要素两个方面。

首先，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金融改革，我们现在都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都受到数字时代的冲击和影响。这对文化产业、文化产品、金融都有很大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对产品和金融机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金融领域，我们关注的是短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关注对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的长期、更深层次的影响。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是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我们讲金融基础设施，既有狭义的概念，也有广义的概念，狭义上我们通常认为可能包括货币体系、支付结算体系等核心金融基础设施机制，广义上我会列举很多方面，可能还包括信用体系、数据治理、技术、金融标准化、关键信息、制度、会计、金融文化等等。

我们未来面临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长期的变化，将对金融基础设施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谈的是货币和数据的问题，其实这两大因素在新技术的影响下，都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首先我跟大家简单讨论一下数字货币的问题，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各方都十分关注的事情，在数字货币的发展上，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它在未来可能带来的深远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理性的看待它可能带来的影响，而不是片面的夸大它。

大家可以看到，前段时间深圳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测试，另外十四五规划也提出要稳步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确实各方的期待还是比较高的。在讨论数字货币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是从业者、研究者，还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我们首先需要适当地界定我们所讨论的数字货币的边界。说到加密货币，人们关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关注的是继承了比特币的一般加密数字货币，其实它越来越像是一种加密数字资产了。

有人可能关注所谓的稳定币，从USDT到的LIBRA（现已更名为DIEM），也有人可能关注各国央行推动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当然，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各国监管部门也在逐渐形成一些共识。创新，在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三个因素的制约。

从供给侧来说就是技术加监管，从需求侧来说就是客户偏好，我们处于一个同样的位置，我们所有新的金融创新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对于数字货币来说，来自供给侧的监管因素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比如巴塞尔委员会就试图从虚拟资产的角度去梳理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

大致有这么几类：

1、不受监管的虚拟资产包括民间发行的虚拟资产，也就是大家平时讨论的虚拟资产，也包括我刚才说的所谓比较稳定的币，这些都是巴塞尔委员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算是不受监管的。

2、受到监管的虚拟资产，通常是指金融机构利用联盟链发行的代币。

3、央行数字货币，就是各国央行尝试利用一些新技术，给本国原有的货币体系带来一些改变，当然大部分国家更关心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在零售支付方面，做一个替代或者补充。

那么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表述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讨论数字货币的时候，需要进一步明确讨论的重点在概念边界上。另一方面，看它的变化，和我们刚才说的三个因素是分不开的。包括技术因素，供给侧的监管因素，需求侧的客户偏好因素。这些都直接影响未来的发展前景。

理清了这些简单的描述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个全球数字货币的进展情况，以及我们国家的地位做出一些判断，当然我们排除掉那些可能存在假冒、卖假货的所谓数字货币，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现在央行推动的法定数字货币，其实各国是有一些共识的，我们国家正在发展的数字人民币，本质上是央行发行的数字债务，部分替代流通中的M0，我们国家在实际应用上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是第一个角度去理解。

第二，我把它归类为超主权数字货币。所谓超主权数字货币，其实就是大家希望从民间能做到的水平，要达到这个水平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把它定义为跨央行数字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在这方面有很多探索，但现实中由于美国积极性有限，这几年并不是那么顺利。

第三，可以理解为所谓的私人稳定币，顾名思义就是希望在这个混乱的数字货币体系中，创造出一些中间价格锚，但这方面理想和现实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现实中稳定币都希望或者说都表达了自己的期望，但由于缺乏透明度，内部机制存在缺陷，有时候实际效果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海外发展是重点方向。

第四，一般加密数字货币很少作为支付货币，而更像是加密数字资产。从比特币开始，这些领域更加市场化，政府只关心投资者保护、交易合规、反洗钱等，这些领域在我国近年来呈现出准地下经济的特征。但在中国资本和全球货币数字算力中，它占据着很大的地位。最近它遭遇炒作，大约2万美元，也引起了各方的进一步关注。

这些是理解的起点。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数字货币对世界金融格局的影响。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货币的角度来说，全球货币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讲的数字货币无论是央行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还是其他类型的数字货币，你可以看到短期内可能很难解决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当然我也觉得如果从中长期来看，未来我们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新的国际信用货币基准供给机制，一些加密数字货币能否发挥作用，在中长期是值得探讨的，但是短期来看，这些效应可能并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大。

第二，除了各国央行推动的替代零售的法定数字货币之外，其他数字货币比如稳定币、一般的加密数字资产其实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更深远的。一方面它是另类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海外大量结构化金融创新的底层资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角度。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样的理论回顾呢？大家知道，不管是深圳还是其他一些地方，最近都在关注央行数字人民币的进展。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赋予它不同的内涵，有时候人们提到数字人民币，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却把各种加密数字货币、加密数字资产都带进来了。有时候在讨论它的作用的时候，人们除了在零售支付中发挥作用之外，还希望它在未来的货币政策中发挥作用。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更理性的看待这些，一方面它确实是一个数字化的创新。另一方面，如果短期内对它寄予过高的希望，对实际改革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最近大家看了一些政策层面的研究和表态，对未来法定人民币在跨境零售支付中能起到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期待，未来可能值得关注。但是，现在离在跨境零售中实现巨大的作用还很远。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是依靠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大规模贸易支付和储备。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当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参与数字人民币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为什么呢？相当于把原来的支付流量入口给打通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流量口。和过去不同的是，过去银行把现金给客户，跟客户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维护一个线下的数字人民币电子钱包，你和客户之间还是有种粘性的。所以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也带来了一些机会，我觉得是客观的认识。在“双区”建设的大环境下，一方面是重要的试验田，另一方面也要理性看待。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据因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的“双区”建设最终是要推动深圳这个改革前沿阵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次的情况，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挑战，虽然未来一年有很多机会，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进一步探索，这种方式越来越不可持续。

所以现在我们要提出所谓的双循环，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就引出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的问题。

当然，从我们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其实也面临一些潜在的困难，比如债务长周期的颈椎病、创新周期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门杠杆率都处于历史高位，长期增长很难再靠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如何挖掘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的作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大家都在谈新技术、谈数字经济。但是，新技术和数字经济如何协同，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因为美国和中国现在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一个经济学概念，叫索洛悖论。索洛在研究上个世纪末美国计算机产业的比较时，发现计算机产业的投资增加值在快速增长，但是没有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上。这个在上个世纪末似乎有一些新的解释，但是到了本世纪，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和中国都出现了类似的矛盾。然后美国也出现了所谓的第二代索洛悖论，这些年来，生产力增长一直不振，甚至出现下降。有人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关于美国的结论。比如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这些新兴的数字巨头虽然是创新的引领者，但是也给技术的扩散带来了一定的阻碍。那么我们国家是否可以进行这样的探索呢？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因素之一。比如说在我们国家，为什么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呢？这就证明现实中我们也在发展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生产效率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我们这里就不讨论所谓的巨头了，因为这需要很多论证，而且比较敏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数字化转型。其实我们重点讲几个方面，一个是数字工业化。一个是产业数字化。数字工业化是高端产业，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一领域我们国家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不管是产业本身，还是金融支持的对象，过去几年大家关注的都是高端的数字产业化，现在我们逐渐发现产业的数字化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如果这一部分补不上去，就证明你所谓的技术进步、数字化不能真正渗透到传统产业，从生产到管理到流通，真正提升、提高每一个环节的效率，这是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痛点。

因此，无论是解决经济的短期或中长期痛点，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要素投入已成为改革现实、联通未来的重要切入点。

比如从金融角度，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数字时代的数据元素等一系列新问题。

当然从金融角度来讲有很多痛点，比如说我刚才从文化金融的角度讲了很多传统的、制度性的问题，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目前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在哪里？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就是金融结果的不平衡，银行体系的集中风险，最终还是要政府来承担。不管是一些政策层面的研究，还是行业的关注，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要解决这个矛盾，大家都希望直接金融，但是直接金融要发展好，最终还是需要法制环境，需要信用保障。最近我们看到债券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

所以面对这些风险，过去的这种思维其实是很难的，很难解决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利用数据要素，利用金融的数字化，来在某些方面缓解这些矛盾呢？这就会引发出金融领域数据要素投资的新思维。比如在判断风险方面，过去关注系统性风险，可能是大到不能倒的问题，现在出现了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再比如我们在关注金融科技，新金融的时候，当公司的风险特征发生改变的时候，它的核心价值就很有可能会改变夏普比率。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同样的风险下带来更高的收益，可能才是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关键价值所在。

所以虽然这些都是理论问题，但是我想讲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讲数据元素和数字金融的时候，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金融角度，我们都要看你真正需要解决的痛点是什么。

有了这么大的思考，它就逐渐跟我们各项业务紧密相关了，然后我们跳到数据元应用的角度去看我们面临的效率、安全问题，在未来的“双区”建设中，数字元的投入，以及它所带动的经济变革，在新的维度上成为核心主题。

理解数据要素的投入，不只是所谓的线下到线上的转型，或者大量数据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一个系统的视角，我们所提倡的数据要素投入、数字化投入，不只是简单的海量数据投入，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数据要素去提高生产函数。这个过程，我用几个词来比较直观的描述，就是透明化、标准化、规范化、均等化。

一方面，是为了使经济管理和生产分配全过程更加透明，化解大量固有的灰色摩擦成本。

另外就是标准化、常态化，所谓标准化其实就是机制建设的问题，所谓标准化就是要解决数字经济和金融领域都在慢慢从非标准向标准转变的大趋势，在金融领域大家已经充分看到了这一点。

最后一个是均等化，就是数据要素的投入，是为了解决现有的不平等问题，包括收入分配问题，这些都急需解决。因为很多人没有想过，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短板是什么？长期来看最大的短板就是收入分配的恶化，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我们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9亿多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这离所谓的数字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怎么能够带领他们去解决木桶理论的短板，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是对数据要素的系统性层面的认识。

如果我们进一步聚焦，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理解，一个是主要环节，一个是核心要素，一个是典型路径。

主要环节是数据要素的生产、分发、交易、消费，每个环节都面临对数据要素新的考量。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分发、交易、消费环节，尤其是这个环节的确权、定价的讨论。另一方面我觉得生产环节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因为大数据需要投入，首先是海量的数据，还有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现实中我们在生产环节也存在很多不足，有很多问题，是不是有大量的垃圾数据？数据生产过程中是不是有很多低效的行为？

我这里要澄清一个事情，很多人觉得大数据、数字经济是好的，是高效的，是低能耗的，是绿色的。但是现实中并不是这样。如果把这些都拿来，你会发现有些是不合理的，有时候占用一个城市50%以上的电力，是极其耗能的，而且不一定是环保绿色的。另外很多项目涉及到芯片厂商，为什么有些一线城市不愿意拿进来呢？因为它还可能对地下水造成非常深远的污染。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从生产阶段到后面的阶段，我们都需要有更清楚的认识。

第二是核心要素，这既离不开技术层面的算法、算力，也离不开制度层面的规则，在推动数字要素投入的时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很多制度问题、规则问题。

最后一条典型的路径，就像前面讲到的，一个是数字产业化要不断下沉，另外一个就是产业数字化要不断提升，我们目前大量的金融科技场景之所以无法落地，特别是在一些第二产业无法落地，就是因为很多领域的数字化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产业的数字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时间有限，在数字化时代，这样的变革带来了金融领域的快速变革，比如从银行的角度，在海外，特别是欧洲，比如开放银行的转型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欧洲的开放银行转型前几年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今年在疫情的条件下，发展的非常快，大家也知道，海外讲的开放银行的变革更多的是数据开放，跟我们国内讲的开放银行改革不是完全一样的角度。

比如，我国在重视证券机构的时候，经纪业务还是主营业务。但海外证券行业的开放改革也在突飞猛进，比如大家熟知的贝莱德就对外开放了阿拉丁平台。这类似于银行开放API，向买家开放核心能力，提供更加智能化、定制化的服务。这对整个证券行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再比如保险行业的开放改革，海外保险行业也是整个肌肉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转型对需求侧、供给侧以及中间的聚合端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巨大的。

当然在这个不断投入数据要素的开放改革中，既然是开放，就会有更多的风险和挑战，我之前列举了很多所谓对风险的理解，比如在数据投入的过程中，有两大方向：一个是基于数据本身，一个是基于应用层面。

基于数据本身，首先网络安全是各国面临的巨大冲击。再比如数据滥用，前面我提到大数据从源头上可能存在统计偏差问题。换句话说，什么？数据会撒谎。我用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叫“幸存者偏差”来说明问题。当你看到这些高调的数据，看到这些海量数据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从统计原理上来说，可能存在一些矛盾。这个“幸存者偏差”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它用一个很简单的思想表达了人类对自我意识的误解。二战的时候，盟军专门统计自己的飞机飞回来后，发现哪个部位最脆弱，最有可能被纳粹德国击中，从而判断如何提高飞机的防御能力。一开始他们发现飞回来的飞机主要是腹部被击中，所以统计专家说，应该加强对飞机腹部的防护。但他没有意识到，飞不回来的基本上都是被翅膀击中的。经过一番考虑，他得出的结论是，翅膀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腹部中弹的，至少还能飞回来。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统计数据是会撒谎的。

基于应用，在监管层面，数据的应用也面临很多挑战，但现在监管部门也在努力寻找数据治理与数据利用之间的平衡点。

总之，今天我是站在金融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的。就是说未来我们要更加深入的去理解，我们在数据元素上的投入，以及新兴的数字化对于货币金融的影响，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理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金融跟文化怎么去融合，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更加清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