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字货币：未来国家竞争的终极战场，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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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央行数字货币成为世界各国央行关注的焦点，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进展不尽相同。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9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未来各国之间的竞争可能集中在数字金融领域，数字货币可能是最终战场。他还表示，未来央行的数字货币，赢家通吃，一家独大。不可能大家齐头并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能缺席。

国盛证券分析师宋嘉冀认为，国际央行发展数字货币主要受两个现象推动，一是现金使用量下降，央行担心民众无法获得央行负债，如瑞典央行、加拿大央行；二是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随着美元崛起，各国央行担心本国法定货币受到冲击，如英国央行。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轩表示，根据对全球63家央行的问卷调查，所有央行都已开始对数字货币进行理论和概念研究，49%的央行已进入试验/概念验证阶段，仅有10%进入开发/试点阶段。不过，短期内（三年内），超过85%的央行不太可能或极不可能发行任何央行数字货币。

当前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有何特点？有哪些类型？

态度各异，小国更积极主动

国外央行数字货币一般被称为CBDC。

中国银行研究所研究员郝毅表示，在CBDC起步阶段，不同国家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有：第一，基于CBDC的影响以及央行数字货币运行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对CBDC的影响机制尚未充分分析，CBDC的潜在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包括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仓促推出CBDC可能影响现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第二，其他国家尚未建立类似中国完善的电子支付体系和电子支付场景，人们还没有养成使用手机进行电子支付的习惯，在国外“小政府”的政治环境下，推动使用CBDC尚需时日；第三，CBDC的发行和运行需要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国外金融机构对CBDC的态度尚未达成一致。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孙洋指出，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部分国家认为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用处不大；瑞典计划推出数字货币，以减少对私人支付服务商的依赖；英国、丹麦、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仍在研究数字货币，希望解决现有金融流通中的具体问题；巴哈马、巴西认为数字货币可提高社区运行效率，促进普惠金融。

“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越成熟、数字化程度越高，在推出数字货币时就越谨慎，因为风险传导非常快。另一方面，现在的货币体系已经非常成熟，数字化程度也很高，数字货币意义不大。相反，它还比较落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现金流通、经济体系、法律体系都非常落后，迫切需要数字货币来加强对社会经济的管控。”孙杨说。

宋嘉冀还提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主要国家的现金使用率尚未降至“临界点”，现有货币政策体系相对有效，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发行CBDC。

事实上，小国在发行CBDC方面更为积极，例如2014年厄瓜多尔央行推出“电子货币系统”；2016年塞内加尔央行发行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eCFA；2017年12月委内瑞拉宣布其政府计划发行加密货币；2018年2月20日，以石油为支撑的“石油币”Petro正式发售。

孙扬指出，小国一方面要考虑自己目前融入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长期健康，以及自己的主权、独立和自治，另一方面自己现有的货币体系问题重重，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改善货币流通机会，也能增强对国家经济运行的掌控能力。厄瓜多尔、塞内加尔、突尼斯、马绍尔群岛、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家都发行了数字货币，有的考虑去美元化，有的考虑金融体系独立性，有的考虑降低货币流通的不透明度，有的考虑应对恶性通货膨胀、法定货币崩溃等情况。

郝毅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将是一个金融基础设施，小国建设成本相对较低。其次，小国使用者较少，金融体系相对简单，一旦发现央行数字货币运行出现重大漏洞，损失较小，也较容易及时处理。制止、修复、试错的成本较低。另外，小国受外部经济金融影响较小，一旦因央行数字货币运行引发经济波动，对国际经济金融稳定影响将有限。”

零售和批发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各国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可分为零售型和批发型两种。

“两类央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受众不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用于金融体系的结算清算场景；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则用于日常支付场景。”郝毅说。

从用户角度，他指出批发型CBDC的用户为金融机构，用户数量较少，使用场景相对简单，利用区块链可以增加清算效率，而且由于场景参与方均为金融机构，无需监管，风险控制较为容易。但零售型CBDC的用户为普通民众，使用场景极其丰富，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对算力有挑战，监管也难以全面覆盖所有场景。

效果上，郝毅认为批发型CBDC将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目前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都在尝试CBDC，希望借区块链高效清算的技术优势，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零售型CBDC将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让人们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支付体验。

孙杨提到，批发型CBDC用于提高金融骨干网络之间的金融传输效率，增强金融机构之间金融传输的可监控性和效率，例如加拿大、新加坡Ubin、欧洲央行的项目；零售型CBDC可以改善消费者在零售消费中的体验，提高普惠金融对普通民众的监控和可追溯性，提高定向货币政策的执行力，防止资金被挪用。Sand是一种零售型数字货币。

“批发式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以增强对金融机构的管控，如果现在的管控已经很强，其实就没必要再做批发式了。零售式数字货币的发行，影响会更加深远，对民生、国计民生的资金进行管控，通过政策支撑的监控，可以增强社区和民众的获得感，有助于打击洗钱、电信诈骗、恐怖主义等犯罪。”孙杨说。

中国：零售数字货币

中国正在研究发行零售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数字人民币M0定位的政策含义解析》一文中指出，用数字人民币取代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不仅无助于提高支付效率，还会造成现有体系的崩溃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他说，我国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电子支付体系比较成熟，发行数字货币的零售场景已经存在，无需重新构建场景；第二，中国消费者更愿意使用手机支付，已经习惯，推广使用数字货币有良好的先天条件，消费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第三，我国商业银行拥有大量的线下网点，可以更好地推广数字人民币，向消费者介绍数字人民币的好处和优势。

孙阳认为，我国选择研究零售数字货币，一是可以让数字货币更加贴近民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二是可以提高经济交易活动的可追溯性，保障国家定向货币政策的精准实施；三是可以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影子银行等制度。

“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移动支付和零售市场非常发达，应用场景广阔；另外一个优势是我们的金融科技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完善数字货币应用的身份识别、风控、交易安全、追溯等关键需求。”他指出。

宋嘉吉表示，中国之所以选择零售型CBDC，主要是因为认为货币数字化是大势所趋，而M1、M2都已经数字化，只有M0还没有数字化，所以需要替代。M0是面向公众的，符合“零售”的定义，对应的CBDC也是面向零售的。另外，希望CBDC能打破零售支付市场的垄断，发挥“互联互通”的作用。

零售业可能是最终趋势

“调查显示，短期内仅有3%的央行会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李连轩表示，“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对经济影响较大，不可控因素较多，实施难度较大。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对经济影响较小，可控性强，实施难度较大。”

郝毅认为，一方面，由于批发式央行数字货币的参与方较少，且均为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实验范围较小且相对封闭，易于控制风险；另一方面，批发式央行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较少，较容易打造。

“相比较而言，零售央行数字货币应用场景和参与者众多，在居民中普及使用数字货币需要花费不少成本；国外零售数字货币应用场景的建设大多从零开始，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说服商户进入数字货币生态。”郝毅说。

郝毅表示，未来批发型数字货币将率先发展，这是因为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是各国都需要解决和改进的课题，但最终零售型数字货币才是数字货币发展的终极目标，即发展出让各国全体居民受益的金融基础设施。

宋嘉冀指出，根据国盛证券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还是实际发行CBDC，零售型其实是多于批发型的。

孙杨也认为，全球有59%的央行在研究零售数字货币。因为货币的繁荣在于民间，而货币永远是由需求驱动的。现在一些央行可能更倾向于批发数字货币，或许是担心零售数字货币可能带来去中心化的趋势。仅仅考虑央行与金融机构之间，或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数字货币的兑换，并不能增加人们的获得感。

“零售数字货币是未来的趋势，零售类型一旦发展起来，自然就会带动批发数字货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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